主席渴求贤才的态度，让王若飞明白，这位让主席挂念的人定非凡品。他立刻行动起来，层层深入调查，最终成功找到了胡乔木的住处。
聊了几句家常，王若飞直接告诉胡乔木：“你得准备一下，关于毛主席的事情，我觉得你也得出席。”
胡乔木从未想过此事，稍作思考后，他直接回应：“这恐怕难以实现，有劳主席挂心了。”
这次任务由毛主席亲自部署，你务必全力以赴去尝试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都不能轻言放弃，必须尽力而为。
胡乔木是中共的坚定支持者，他与主席思想契合，共同话题增多，彼此间的联系也因此变得更加紧密。
1945年，我们党准备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。毛主席让胡乔木审阅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，并说：“这些都是党史内容，咱俩一起审查下，确保没问题。”
全会结束后，胡乔木在党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显著提升，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和尊重。
之后，毛主席赋予了他多项重任。尤其在重庆谈判期间，主席特意让警卫员陈龙与胡乔木随行，这充分展现了主席对他们的深切信赖。
1947年，毛主席和党中央在陕北辗转战斗，胡乔木全身心投入工作。他的妻子谷羽回忆说，那时他放下了所有事情，专心致力于自己的职责。
那段时间，胡乔木频繁撰写稿件，几乎每日不停歇，实际上担当起了毛主席的“发言人”角色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胡乔木担任了毛主席的政治秘书。他们不仅工作上紧密合作，私下也常交流。主席曾亲自修改他的诗作并推荐发表，这在中南海内传为佳话。
新中国建国前，胡乔木既是毛主席的得力秘书，又掌管新闻宣传工作。他的工作任务繁重，忙碌程度超乎常人想象。
胡乔木在那段时间完成了一项重要任务，即起草《共同纲领》。据他回忆，毛主席在短短十天内，四次认真审阅并修改了该草案。
《共同纲领》草稿经过修订后，先提交给全体代表审议，再送往筹委会。经过七轮仔细审议，该纲领最终得以顺利通过。
1956年，胡乔木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，并兼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一职。
长期陪伴毛主席，胡乔木作为秘书压力巨大，不能有半点差错。长时间高强度的工作，使他的精神状态逐渐恶化。
1958年8月17到30日，我党在北戴河召开重要会议，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会上宣布：今年要大幅提升钢材产量，目标定为翻倍，争取达到1070万吨。
那时，全国钢材总产量仅为400万吨，要在短短4个月内增产至700万吨，难度极大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
然而，尽管现场氛围热烈，毛主席并未反对，反而吟诵起李商隐的诗：“夕阳美景无限好，可惜已近黄昏时。”
经过讨论确认，本年度将目标产量确定为1070万吨，各方均无异议。
然而，实现这一目标颇具挑战。因此，1958年11月28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决定，将北戴河会议提出的高标准，调整为1959年的四项主要生产指标。
陈云长期主管经济工作，觉得设定的目标过高。会议结束后，他找胡乔木商量，提议不要将这四个主要目标纳入会议公报中，请胡乔木转告毛主席。
胡乔木没有向毛主席转达陈云的提议，他担心这样做会让毛主席不悦，所以最终决定保持沉默，没有提及陈云的具体意见。
1959年4月，上海举行了八届七中全会，会上陈云向毛主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，毛主席听完之后，表示了赞同，微微点了点头。
聊天时，陈云告诉毛主席，他五个月前和胡乔木讨论过某事。毛主席很生气，因为身为副主席的陈云未被告知此事。他立刻叫来胡乔木，严厉批评：“身为秘书，怎敢擅自决定副主席向我汇报？”
胡乔木因毛主席的批评深感内疚，加上多年过度劳累，精神逐渐出现问题。到1961年，他已神经衰弱到无法正常工作。
8月17日，胡乔木因身体状况无奈写信给毛主席，申请先休息三到四个月，待恢复后再继续工作，望主席批准。
收到胡乔木来信，毛主席很关心他的病情，专门制定疗养计划，让他别总静养，要多出去走走，看点闲书，少操心国事，还叮嘱他要有长期疗养的心理准备，至少一两年，甚至三年。
胡乔木经过长达三年的治疗，病情逐渐有了改善。
胡乔木担任毛主席的秘书，尽管距离遥远，但这并未削弱他们之间的感情。毛主席始终对他关怀备至。
胡乔木离京后，致信刘少奇与毛主席，正式提出请求。
因我将离京，不再负责宣传部工作，建议特别考虑让凯丰同志多参与会议，以确保工作顺利进行。
1961年5月，胡乔木参加完北京的重要会议后，向邓小平请了一天假。邓小平批准了他的请求，并嘱咐他要注意休息，好好调整状态。
你不用担心，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休养身体，让伤口尽快恢复，其他的事情就先放一放。
尽管胡乔木名义上仍是毛主席的政治秘书，但实际上，他已悄然离开毛主席的视野，并且从那以后再也没有重返过这个岗位。
之后，胡乔木遵循毛主席的吩咐，四处游历，广泛阅读各类书籍。尽管他已不在毛主席身边，但毛主席仍未忘记这位昔日的得力助手。
胡乔木病中愈发怀念与毛主席共度的日子，那段时光的美好回忆在他心中愈发清晰，让他时常沉浸在深深的思念之中。
1966年6月，胡乔木在杭州养病时意外碰到毛主席。多年未见，他心中有无数话语想倾诉，但毛主席的突然出现让他心绪不宁，原本想说的话一句也讲不出来。
离开之际，毛泽东特别嘱咐说：
你回到北京后，保持沉默，先别急着发表意见，多留意周围的情况，仔细观察再说。
遗憾的是，这次成了胡乔木与毛主席的最后一次见面。尽管毛主席后来有意探望，但因种种巧合，两人再未重逢，这成了胡乔木一生的遗憾。
尽管胡乔木长期患病，但他依然坚持完成了大量工作任务，效率不减。
1967年5月1日，毛主席途中突发奇想，想去探望胡乔木，便让警卫张耀祠前去带路。但因张耀祠敲错门，毛主席未能如愿。不过，这次小插曲意外地对胡乔木有所帮助。
从那以后，胡乔木常让毛主席挂念。1971年8月28日，毛主席对广州军区领导说：“胡乔木能力很强，他搜集了大量资料，才把问题搞清楚了。”
1975年，胡乔木被调至国务院研究室，与邓小平携手推进整顿工作，共同致力于改善和优化当时的各项事务。
1978年12月18日，胡乔木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，负责起草全会公报。会后，他继续担任毛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及中共中央副秘书长。
1980年，黄克诚在纪委研讨会上，就毛泽东思想及毛主席本人的相关问题，发表了自己的见解。
黄克诚强调，没有毛主席，就无法开创井冈山根据地，也无法取得长征胜利。他是党和国家的创始人，多次挽救危局，无人能及。
后来，黄克诚概括说：“毛主席毕生致力于革命，时刻想着人民。”对他的过失，我们应理解尊重，珍视敬仰，因为他的功绩远超过错，功在前，过在后。
黄克诚的话一出，在场众人都忍不住落泪。这话很快传开，不仅在党内引起了巨大反响，还在更广范围内掀起了波澜。
黄克诚得知此事后保持沉默。到了1981年3月，他吩咐秘书去联系总政治部副主任华楠，希望进一步了解情况。
黄克诚提议道：“别急，先让小平同志过目一下再做决定。”
邓小平无疑是中共第二代的核心人物。黄克诚的做法可以理解，邓小平看后便答应了，但他表示，虽然接受这个方案，但具体细节还需进一步调整。
随后，黄克诚的建议被迅速传达给邓小平。邓小平听取后，赞同使用“毛主席”这一称谓。
1982年9月，胡乔木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，并在随后召开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，成功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。
胡乔木毕生致力于国家发展，直至生命终点也未停歇，始终在为国家的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胡乔木作为抗战老将，听后大为愤慨，立刻致电北京的黎虹，清晰地向中央传达了自己的观点和态度。
对于此事，我们必须采取严厉措施，绝不能姑息，必须确保得到妥善处理，以维护应有的秩序与规范。
胡乔木尽管年岁已高，但仍迅速整理行囊赶往北京。不久后，他的著作《军国主义逻辑警示》便顺利面世。
这位人士眼光锐利，行事老到，总能迅速找到问题的关键，并精准地解决，展现出非凡的洞察力和高效的执行力。
仅从这句话里，就能看出胡乔木为何总能将对手辩驳得哑口无言。他的辩论技巧之高超，确实令人叹为观止。
在接下来的几年中，胡乔木持续与日本右派斗争。他发表多篇抨击文章，毫不留情。尽管多出自他手，但这些文章足以让日本右翼势力感到震撼。
胡乔木的身体状况日渐糟糕。某日，他向老友们坦言：
时间紧迫，我心感不安，想在余生里为这个领域多做贡献。生病会耽误进度，但我定会全力以赴，只要生命还在延续，我就不会停下脚步。
胡乔木77岁时表示，他提到的“这方面”是指延安和毛主席相关的历史书籍。他坚信，要驳斥日本右派的谬论，就必须提升我们史学作品的水平。
胡乔木年事已高，却仍坚持每天写作，这让老同事和孩子们都很心疼，他们反复劝他慢慢来，别着急，但他总是置若罔闻，依旧辛勤笔耕。
尽管他不害怕死亡，病重时却对妻子说：“我要活到九十岁。”因为他还有心愿未了，打算撰写一本关于主席的回忆录。
然而，仅过了两个月，胡乔木便抱憾离世，书稿未能出版。他按遗愿将骨灰撒在延安，那里是他与毛主席初次相识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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